德國政黨格局的變化及其對歐洲未來的影響

      發布時間: 2019-07-22 15:41:55       來源: 人民網       責任編輯: 包雪

2017年聯邦議院大選後,德國出現了碎片化的政黨格局:首次有6個政黨進入德國聯邦議院,聯盟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其在巴伐利亞州的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的總稱)和社會民主黨(下稱“社民黨”)的議席相加占比為56.3%(沒有達到總議席的三分之二);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作為第三大黨進入聯邦議院,獲得94個議席,占總議席數的13.3%,超過第二大黨社民黨所占議席的一半。2019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又進一步固化了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一方面,選擇黨在2017年首次進入聯邦議院後,在2018年又成功進入所有16個聯邦州議會,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其得票率相較于2014年再次穩步攀升;另一方面,德國綠黨也實現了崛起,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超過社民黨一躍成為德國第二大黨後,其民調支持率進一步飙升,2019年6月多家機構民調結果均顯示綠黨的支持率已超過聯盟黨,大有成為第一大黨的趨勢。碎片化的政黨格局降低了德國政治的穩定性,并對歐洲一體化産生消極影響。

碎片化政黨格局進一步固化

根據德國政黨研究專家尼德邁爾(Oskar Niedermayer)對不同類型政黨格局的定義,所謂“兩黨占優勢”的政黨格局是指議會中的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議席相加超過某一确定的最小規模,它們之間沒有大規模比例的不對稱,且與第三大黨保持足夠大的差距;所謂“多元化”的政黨格局是指在議會中的政黨數量不超過5個,且不屬于“一黨獨大”或“兩黨占優勢”的政黨格局。按照尼德邁爾的理論,“碎片化”的政黨格局與“多元化”的政黨格局的區别在于,當議會中有效政黨的數量超過5個,即為碎片化的政黨格局。2009年德國聯邦議院大選導緻 “兩黨占優勢”的政黨格局被多元化的政黨格局取代。2013年聯邦議院大選後,德國又回歸到“兩黨占優勢”的政黨格局(聯盟黨和社民黨所得議席總和占比為79.9%,第三大黨左翼黨的議席占比為10.1%)。2017年聯邦議院大選後,德國出現碎片化的政黨格局。

在2017年大選遭遇1949年以來的最差戰績後,曆盡波折、勉強組閣的德國兩大主流政黨——聯盟黨和社民黨非但沒能實現重振,而是大有繼續衰退之勢。2018年年中,德國聯邦政府内部因難民政策分歧而引發的執政危機更是削弱了民衆對政府的信任。2018年9月初,選擇黨的民調支持率超過社民黨,這對一個老牌主流大黨而言是災難性的。此後,兩大執政黨在2018年秋季巴伐利亞州和黑森州的兩場州議會選舉中接連失利,選民繼續流失。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聯盟黨獲28.9%的選票(下降6.4%),而僅獲得15.8%選票的社民黨(下降11.5%)則被綠黨(獲得20.5%的選票)超越。社民黨在與歐洲議會選舉同日舉行的不萊梅州議會選舉中同樣遭遇慘敗,得票率從32.8%跌至24.9%,其在不萊梅州長達73年的執政地位被基民盟終結。

曾幾何時,人們還讨論民粹主義政黨選擇黨是否會“昙花一現”,而如今選擇黨已在德國政黨體系中站穩了腳跟。在2017年的聯邦議院大選中,選擇黨獲得12.6%的支持率,首次進入議會;2018年年中聯邦政府的執政危機以及由難民引發的一系列刑事案件進一步推高了選擇黨的支持率。此後在2018年的巴伐利亞州和黑森州選舉中,選擇黨分别獲得10.2%和13.1%的選票,從而成功進入德國全部16個聯邦州的議會。在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中,選擇黨穩步上升,獲得11%的選票(相較于2014年有3.9%的增幅)。但選擇黨的發展空間并非沒有上限,根據《2018年民粹主義趨勢》民意調查報告顯示,71%的選民表示 “絕不會”投票支持選擇黨,因而從理論上說該黨的最高支持率為29%。

在德國政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綠黨也實現了崛起,其支持率從2017年的8.9%上升到2019年6月的26%,不但超過了社民黨,也略高于聯盟黨,有成為第一大黨的趨勢。那些對主流政黨心存不滿卻又不願将選票投給選擇黨的民衆,在重視環保和氣候變化的綠黨那裡找到了歸屬感。另外,由于氣候變化的原因,一些民衆對自己的生存環境表示擔憂,他們認為綠黨作為政治代言人可以減少他們的憂慮。2018年初,綠黨更換的兩位黨主席較好地團結了黨内各方力量,在基本堅持綠黨原有政治綱領的前提下,将政治議題拓寬到與社會現代化有關的議題,特别是關于民生和社會政策方面的議題。雄心勃勃的綠黨未來是否能夠成為真正的全民黨還有待觀察。

進入聯邦議院的另外兩個政黨——自民黨和左翼黨民調支持率分别為8%和7%(2019年6月),均低于2017年大選時的10.7%和9.2%。自民黨一度被指責為造成組閣一波三折的罪魁禍首,至今其聲譽仍舊沒有完全恢複過來,在本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5.4%的支持率;左翼黨内鬥升級,内耗不斷,緻使選民流失,在本次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5.5%的支持率。

總體來看,此次歐洲議會選舉使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進一步固化:主流政黨體系進一步弱化、選擇黨站穩了腳跟、綠黨則實現了強勢崛起。目前,主流政黨體系的弱化和政治版圖的重組不單單發生在德國,很多歐洲國家的民主體制都在經曆類似的變化。隻是由于德國經濟的長期繁榮和默克爾政府的相對穩定,才讓人們忽視了德國主流政黨内部的矛盾。而随着默克爾時代行将結束以及各個政黨的發展變化,這些矛盾集中爆發,導緻碎片化的政黨格局進一步固化。

德國政黨格局變化的原因

在西方政治體制中,選民的偏好,也就是普通民衆的利益和意志,決定着政治的基本走向。各政黨的政治主張與政治制度的設計大多是以滿足選民的利益和意志、争奪最大數量的選民為主旨。因而能否适應和塑造選民偏好就成為決定一個政黨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德國政黨格局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主流政黨沒有适時地調整政策以适應選民偏好的變化,而選擇黨和綠黨則抓住了選民偏好變化的時機,及時調整了自己的政策。

一、選民偏好的變化給兩大主流政黨帶來信任危機

在現代西方政黨體制中,政黨體現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态的聚合體,每個政黨都有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綱領。同時,政黨也會根據選民的偏好調整其政策方向,并且運用社會政治權力塑造選民的偏好,即新政治經濟學圍繞政黨與選民關系所概括的兩種模型——選民偏好适應模型和選民偏好塑造模型。随着世界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選民的偏好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且日益多元化。德國兩大主流政黨所推行的政策在适應和塑造選民偏好方面經常無法達到預期效果,有時甚至适得其反,導緻在選民中喪失信任,這是兩大政黨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戰後,德國形成了中産階級占主體的橄榄型社會結構。兩大主流政黨——中右的聯盟黨和中左的社民黨為适應選民偏好、最大限度地争取選民、覆蓋不同選民的需要,政策不斷趨中,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帶來了負面效應。一方面,選民認為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在對同一社會問題的處理上往往大同小異,哪個政黨上台都對自己影響不大,造成了選民對政治參與的冷漠和選民的流失;另一方面,不斷趨中的政策無法精準對接選民個體的偏好,造成部分選民改投其他政黨。

這種政策趨同在默克爾時代表現得更加突出。默克爾的中間路線一直遭到基民盟成員及其姊妹黨基社盟的诟病,同時也是導緻其黨内支持率和民衆支持率一路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默克爾的繼任者安妮格雷特·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總體上仍延續了默克爾的“中間路線”。她當選黨主席後,基民盟的支持率日益下降,在總結歐洲議會選舉失利的閉門會議上,卡倫鮑爾對沒有适應選民偏好做出了自我批評,指出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包括聯邦政府未能就公民關注的問題給出滿意答案。社民黨一度是黨員人數最多的德國政黨,作為中左政黨,它長期與中右政黨聯盟黨輪流執政或聯合執政,成為德國政黨制度的重要一極。近年來,由于社民黨的政策與聯盟黨過于趨同,忽略了選民主體——社會中下階層的利益關切,與歐洲其他中左翼政黨一樣陷入衰落的夢魇。

作為輪流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也沒有很好地利用其政治動員力量塑造選民的偏好。施羅德任總理期間,希望通過“哈茨改革”重塑選民對福利國家的偏好,但他的改革損害了其核心選民的利益,遭到強烈抵制和批評,被迫提前下台。在難民危機開始前,默克爾和基民盟的支持率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難民危機到來後,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在經曆了初期舉國洋溢着歡迎氣氛的階段後,選民的偏好發生了變化,“政治正确”的原則不但沒能塑造選民在接收難民方面的偏好,反而導緻聯盟黨在2017年大選中遭遇曆史性重創。而2018年勉強組成大聯合政府,由于聯盟黨和社民黨之間、聯盟黨内部矛盾紛争不斷,迄今還沒有成功塑造選民的偏好。

二、選民偏好的變化為其他政黨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選民的偏好并不是靜态的,而是随時間和外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近年來德國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氣候、文化等環境的變化引發了選民偏好的變化。

對選擇黨來說,一系列選民偏好的變化給它提供了适應和塑造選民偏好的機會。一是現代化、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給德國帶來了機遇和增長,但也帶來了負面效應,造成部分行業的從業人員面臨轉崗、失業或提前退休。因而在此過程中利益受損的民衆會改變偏好,成為反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支持者。二是在連續遭遇歐債危機、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一系列危機後,德國民衆對執政的主流政黨的信任度降低,社會不安全感和心理不平衡感上升,民族主義和反歐情緒有所擡頭。三是德國貧富差距變大、東西德地區發展不平衡,使得社會地位呈下降趨勢的選民的偏好逐漸改變,其中之一就是要懲罰政策不力的執政黨。選擇黨很好地利用了這些偏好的變化,将民衆的挫敗感轉化為集體憤怒,通過其政治綱領為民衆描繪出重新制訂遊戲規則的願景,而這些民衆也在追随選擇黨的道路上找到了歸屬感。

對綠黨來說,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呼籲保護環境的綠色環保運動為它提供了适應和塑造選民偏好的機會。2018年夏天,歐洲炎熱異常。瑞典女孩發起了全球氣候罷課運動,得到了包括德國在内的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學生的積極響應。這項活動激發了德國民衆關注地球未來和生活方式的社會文化運動,涉及的問題包括公共衛生、能源資源、氣候難民、國際和平等,并且進一步上升到如何在社會中實現更大的公平,即構建一種超越社會階層的公民社會。在德國民衆對傳統主流政黨失望又不願意将選票投給選擇黨的時候,這一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為綠黨帶來了機遇。綠黨抓住這一機遇,在适應選民偏好的同時,也塑造了選民的偏好,例如在競選綱領中列出了一系列嚴格的環保規定和構建公民社會、加強社會管理的倡議。綠黨的政治主張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支持。

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對歐洲未來的影響

在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下,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不僅需要處理各自内部棘手的問題,還要應對來自民粹主義政黨攻城略地的壓力。在執政兩黨支持率均走低的情況下,聯合政府的存續、德國政治的穩定性都出現不确定性。另外,随着選擇黨在德國政黨體系中站穩腳跟,德國推動歐洲一體化的動力會受到牽制。

一、德國的政治穩定性受到影響

根據德國福莎(Forsa)民調機構2019年6月29日的民調結果,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支持率為26%、社民黨12%、選擇黨12%、自民黨8%、左翼黨8%、綠黨26%、其他政黨8%。從目前的民調支持率看,如果現在重新進行聯邦議院大選,聯盟黨和社民黨的支持率相加遠遠低于50%,已經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在聯盟黨和社民黨目前均面臨内部問題的情況下,政黨領導人及聯合政府的延續都存在不确定性,這也導緻德國政治的穩定性和政策的可預見性下降。

首先,“大小默克爾”的關系微妙,總理接班人未可預知。自2017年大選遭遇重創後,基民盟内要求默克爾下台、基民盟改革的聲音越來越大。2018年秋基民盟在黑森州州議會選舉失利後,默克爾旋即宣布放棄黨主席一職,并表示第四任總理任期後不再尋求連任。在2018年12月的黨代會上,深受默克爾信任的卡倫鮑爾經過兩輪投票險勝默克爾的昔日勁敵、代表保守派利益的默茨(Friedrich Merz)。有“小默克爾”之稱的卡倫鮑爾的險勝不僅再次證明默克爾的黨内政治權威受損,也凸顯出基民盟内部的裂痕以及在發展方向上的分歧。卡倫鮑爾當選後,中間派與保守派的矛盾分歧并沒有随之消逝。2019年3月,基民盟内的保守派公開要求默克爾辭去總理職務,讓位給卡倫鮑爾,以便後者進行經濟和難民政策等領域的改革。歐洲議會選舉後,卡倫鮑爾的能力和表現卻受到質疑,2019年5月其個人工作民調滿意度僅為36%,遠低于默克爾的55%。同時,由于卡倫鮑爾對歐洲議會選舉前被網絡媒體大量轉載的名為《摧毀基民盟》的視頻做了不明智的回應,導緻民衆對她企圖幹涉言論自由的行為極為不滿。作為黨主席的卡倫鮑爾要對此事件發酵負主要責任。同時卡倫鮑爾與默克爾的關系也變得微妙,默克爾曾公開質疑卡倫鮑爾的執政能力;而卡倫鮑爾也在許多問題上沒有與默克爾預先協商。如果卡倫鮑爾就此錯失總理寶座,那麼将會給基民盟内具有實力的保守派默茨及目前強勢崛起的綠黨的政治領袖創造争奪總理候選人的機會。按照目前的民調支持率,聯盟黨和綠黨有可能組成下一屆政府。

其次,在歐洲議會選舉失利、社民黨黨首納勒斯(Andrea Nahles)辭職後,對繼續維持目前的聯合政府還是提前大選,聯盟黨和社民黨之間甚至社民黨内部觀點不一。聯盟黨态度明确,堅決支持到2021年再進行大選,以确保政府和國家的穩定。社民黨内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社民黨領導層的更疊對大聯合政府不應造成影響,但應努力凸顯社民黨的執政理念;另一派則呼籲提前結束大聯盟,認為社民黨作為人民黨的時代已經過去。納勒斯在辭職信中明示,她出任黨主席時,社民黨已經是個“爛攤子”。但在整整一年的執政期内,社民黨節節敗退,納勒斯作為黨主席難辭其咎。社民黨内部的嚴重分歧以及重新定位的難題不會因納勒斯的辭職而消失。為走出目前的困局,社民黨内需要為未來發展達成共識。在選擇黨和綠黨在政治光譜的兩端興起的背景下,社民黨需要重新找回自己的政治空間,用政策赢得選民支持才是根本。如果說社民黨退出執政聯合隻是個時間問題的話,那麼這個時間點也将是“後默克爾時代”開始的标志。

再次,近年來選擇黨在東部德國的發展趨勢,可能會給德國政治形勢帶來不确定性。在本次歐洲議會選舉中,選擇黨在東部地區獲得高支持率,特别是在薩克森州、圖林根州和勃蘭登堡州,其支持率基本都在20%以上,在有的選區甚至超過30%,遠遠領先于基民盟和社民黨。選擇黨在東部地區的發展和鞏固,使得它在2019年秋季三個東部聯邦州選舉中有成為第一大黨的可能,也存在進入政府組閣的可能性。如果選擇黨能夠在聯邦州層面成功組閣的話,對德國建制派政黨的政治空間将形成前所未有的擠壓。

二、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對歐洲一體化産生消極影響

伴随着歐美關系的逆轉,對歐洲國家而言,美國不再是過去那個可以長期信賴的盟友,而是随時有可能點燃“貿易戰”的對手。歐洲國家必須要思考沒有美國參與的自治,抱團取暖變得更加重要。面對陷入困境的歐洲一體化,德國作為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國、歐盟的核心國家,繼續推動歐洲一體化是其優先戰略選擇。

選擇黨本就作為“反歐元”的政黨而成立,其政治主張中本就有部分反歐洲一體化的成分。2019年1月,選擇黨發布歐洲議會選舉宣言,稱“如果現有對歐盟改革的提議未能在合理的時間框架内得到實施,德國要麼退出歐盟(DEXIT),要麼有序解散歐盟,成立一個新經濟和利益共同體”。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第三大黨的選擇黨會在聯邦議院中對執政黨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形成掣肘,使得執政黨在歐洲政策上形成有效多數的複雜性和困難性增加。在歐洲主要國家中,德國是對歐洲身份認同較高的國家之一。但在民粹主義浪潮的沖擊下,歐洲認同正在被逐漸消解,歐洲一體化的成果正在被破壞。默克爾在2019年新年講話中談到 “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民族主義和民粹力量正在侵蝕德國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汲取的經驗教訓。

從本次歐洲議會選舉的結果看,德國各政黨參選的情況基本上與歐洲其他國家的總體趨勢相一緻:傳統優勢黨團實力減弱,極右翼政黨、民粹主義政黨以及質疑歐洲統一的黨派席位有所增加,綠黨席位穩步增加,碎片化的政黨格局進一步固化。這樣的結果會對歐洲一體化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其一,極右翼政黨和民粹主義力量在歐洲議會擴大,将對歐洲議會内部決策效率形成影響。一方面,本次選舉後,極右翼政黨或民粹主義勢力在歐盟議會中的席位擴大為215席,影響力不容小觑。新興的民粹主義陣營内部還不統一,有左、右、極左和極右之分,分屬于不同的黨團,因而來自民粹主義政黨的議員也分散到了不同的黨團中。另一方面,中左和中右兩大黨團隻占據不到45%的席位,影響力受到削弱。歐洲議會選舉結束後形成的新格局,關鍵不在于主流政黨和民粹勢力兩種力量的關系,而在于能不能在核心區周圍形成一個支持歐洲的建設性的多數。這種建設性的多數可能需要将不同的成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個内部凝聚力更高的夥伴關系,但由于歐洲各國政黨格局的變化,形成這一多數的複雜程度會增加,歐洲議會的決策效率将會下降。

其二,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及目前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将造成短期内德國為歐洲一體化提供動力的意願減少。聯合執政的聯盟黨和社民黨将會把重點放在本國政治穩定、政黨生存和發展上,對推動歐洲事務和歐洲一體化的發展會有所後撤。雖然德國的政治領袖們清楚地知道德國從歐洲一體化中獲益良多,繼續推動歐洲一體化是德國的優先戰略選擇,但短期内他們忙于應對因所在政黨進一步衰落引發的國内政治風險而無暇承擔這一重大責任。

社會的發展和變化也推動了選民偏好的變化,能否抓住時機适應和塑造選民偏好,成為政黨能否成功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德國執政的兩大主流政黨受到其曆史傳統、意識形态和運行機制等因素的制約,在國内外環境發生變化、選民偏好也随之發生變化的情況下,沒能很好地調整政策方向,呈現出弱化和衰落的趨勢。而選擇黨和綠黨則抓住了選民偏好的變化并成功适應和進行塑造,分别在政治光譜的兩端實現了崛起,造成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被進一步固化。德國碎片化的政黨格局不僅給聯合政府的存續和德國政治穩定帶來不确定性,還對德國為歐洲一體化提供動力的意願産生消極影響。

【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德國在歐盟地位和作用的變化及中國對歐政策研究”(項目批準号:16BGJ064)的相關成果】

(作者:楊解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德合作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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